此时，周恩来同志并未在西南前线指挥战斗，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十分特殊，因此前来拜访的解放军战士们显得格外警觉，他们问道：“请问你们找周恩来领导有什么事呢？”

这群农民神情苦涩，声音略显沙哑地说：“哎，其实我们……我们是红军，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，这些年，我们一直都在盼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啊……”

解放军战士感到非常惊讶，在确认了这对农民的身份信息后，连忙向上级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，从而揭开了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队那段英勇事迹的序幕。

那么，这几位农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？为何他们会这么多年一直守候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？他们身上到底隐藏着哪些英勇的事迹？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吧。

英勇无畏的川滇黔边界地区红军游击队伍

1935年2月9日那天，红军战士们到达了云南省的威信县城。紧接着，中共中央在这个地方举办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上大家一致决定，要在云南、贵州和四川三省交界的地带，开辟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扎西湖广会馆组织了一场会议，参会的是决定留在当地工作的干部们。会上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。

最终决定让徐策在川黔交界地带组建起一支游击队伍，主要是为了对敌人进行袭扰和牵制，协助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。

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与敌人周旋的战斗异常艰辛，但我红军战士们无一选择逃避。

最终，经过中央的调配，我们选派了400名同志，在2月12日齐聚石坎子田坝头，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。会上，徐策郑重宣告纵队正式成立。

没想到大会即将落幕之际，一位身着军装的领导悄然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舞台。

这位领导正是周恩来，他稳稳站住脚步，满眼深情地望着在场的战士们，开口说道：“战友们，我是周恩来。现在，咱们的部队正处在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，党组织希望你们能在这里执行游击任务，与主力红军协同作战。”

接着，周恩来同志紧握双拳，声音更加洪亮地说：“等红军主力成功甩开敌人的包围，我一定会立刻下令，让你们回来。最后，我盼着咱们重逢的那一天早点到来。”

台下的战士们大都眼眶泛红，深知此行艰难险阻，却没有一人选择逃避。在动员集会上，他们高举着手臂大声呐喊，内心深处也都渴望着能与红军主力队伍再次相见的那一天。

2月14日，这支由400名勇士组成的川南游击队伍，在叙永塔底与红军主力依依不舍地道别，随后迅速转移到川恒交界处的武隆山区，与叙永特区的游击队伍汇合。

随着队伍的日益扩大，战士们在特委的指引下，主动出击，有效阻碍了敌人的行动，同时在这里建立起了地方上的管理机构，开拓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红色领地。

在同年的3月4号和5号，这支游击队成功抵挡了37团以及叙永两河镇民团的进攻，而且在3月的中旬，他们深入四川内部，离长宁县城越来越近，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将兵力调派到这里。

部队走到哪里，哪里就被攻无不克。在我们接连打败黄锦章团伙以及江安、长宁等四个县的队伍后，成功地把敌人耍得团团转，为我们的红军主力队伍突破重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契机。

这支队伍在边区的存在发挥了预期作用，川南游击队的勇猛战斗力，使得国民党方面误以为——我们的红军主要力量仍旧盘踞在川南地区。

四月中旬，我们成功地把敌人驱逐出威信县地界，接着又发动攻击，对付占据水田镇的陇承尧部队。经过一整天的激战，我们成功拿下该地，并在此地设立了纵队的活动据点。

徐策抵达这里后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咱们纵队的战士，都是勇猛无比，看咱们现在这势头，蒋介石怕是要派大军来围攻了，以后的日子估计不会太轻松啊！”

7月4日，我们的游击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威信县的扎西镇，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迎接。

在威信县扎西镇驻守的国民党军队，此刻已被咱们的“红军主力”吓得浑身发抖，只能带着手下士兵龟缩在狮子营里，根本不敢出来应战。

战士们原本心里打着鼓，以为进城得经过一番恶战，没想到国民党军队竟然这么不堪一击。蒋介石和那些三省军阀，都误以为这支纵队是红军的主力部队，对他们可是又怕又忌。

蒋介石对我们的战斗力大为惊讶，因此迅速下令，让川军的四个旅主力部队在四川南部边境地区进行部署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不敢轻易踏入贵州地界，去追击所谓的“红军主力”。

眼瞅着蒋介石派军队前来实施“围堵”，企图阻止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。

中央红军方面得知，国民党那边已经深信不疑，把我们的计划当成了真，误以为川南游击队就是红军的主力部队。

趁着国民党在北方力量薄弱之际，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攻占了娄山关和遵义，接着四次渡过赤水河，又巧妙地穿越了金沙江，成功摆脱了敌人由十万大军布下的重重包围，在战略转移中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次大胜。

在徐策的指挥下，川南游击队有效地阻碍了敌人，并给予了沉重打击，成功建立了以威信县为核心的游击活动区域。

游击勇士们英勇无畏，他们以生命和热血为代价，重创了敌军势力，推翻了众多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和恶霸地主，将民众从苦难深渊中解救出来，一时间，他们的名声广为传颂。

蒋介石性格极为记恨，当他企图在云贵川三个省份围捕红军的行动失败后，对那支戏弄了他的红军游击队感到极为恼怒，屡次下令让这三个省份的军阀加大对这支红军的追捕力度。

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，我们同样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。

徐策指挥我们的红军游击队伍，在边境地区巧妙周旋，灵活转移，四处机动作战。

然而，战斗的接连不断让我们的生活愈发艰难。正当战士们奋不顾身、浴血奋战之际，游击纵队的领头人王逸涛，却在敌人的胁迫和诱惑面前，走上了背叛的道路。

“难道说，他在邓家平那边反水了？！”

徐策神色凝重，深知事态严重，随即召集了会议，郑重宣布：“我受特委委托，决定将此成员开除党籍，同时免去他的所有职位！”

接着，他怒气冲冲地又说：“我们真是看错人了！等以后革命取得了胜利，绝对不能饶过他！”

王逸涛的倒戈，给我们的游击队伍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损失惨重。

敌人不仅从他那里获取了我们的内部信息和行踪，还严重挫伤了部队中的士气。

徐策此刻对他是恨得直咬牙，但还是得赶紧着手修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安排。

在7月12日深夜时分，国民党指挥官周化成收到了一份关于我军动态的秘密消息。他随即指挥川军部队，趁着夜色悄悄占领了从长官司至石碑口的那片山脊，并在那里布下了埋伏与封锁线：“司令，红军真的会选择走这条路吗？”

国民党那位长官悠闲地跷着腿坐在椅子上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情报是从红军内部人士那儿得来的，多半靠得住。他现在的小命攥在我们掌心，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”

说到这里，国民党那位长官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稍停片刻后又开口：“红军战士向来都是铁骨铮铮，猛然间遇到这么一个没志气的，还真让人有点不适应……反正，今晚咱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！”

敌人相当诡计多端，他们的伏击连侦查员都没能察觉。结果在13日一早，当我们的游击纵队踏上这条路时，就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。

我们队伍的两大支队及六个大队全都被困在了狭窄的山路上，路太窄，根本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。

敌人站在山头上的高地，手里紧握着枪，不断朝我们的队伍猛烈开火，形势瞬间变得万分紧急。

徐策亲临前线指挥，尽管大伙儿都拼尽全力，但部队的损失还是相当严重。战争不断推进，就在副政委张凤光带领反击之时，他却不幸被子弹击中，英勇捐躯。

我们的参谋长陈宏，由于伤势严重不幸落入敌手。徐策目睹战士们接连牺牲，眼眶泛红，坚定地鼓舞队伍，誓要为牺牲的英雄们讨回公道。

他领着队伍，靠着满心的勇敢无畏，向敌人把守的山顶阵地冲去。等他们抵达山顶，发现徐策已经受了严重的伤。

望着满身鲜血的徐策指战员，警卫员含着泪水，将他一步步背下了山。徐策心里明白，自己恐怕撑不了多久了，他眼神坚定地望向余泽鸿：“纵队往后就靠你了！”

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担架抬起受重伤的徐策，打算带着他一起随部队撤离。但此时的徐策因失血过多，身体状况已相当虚弱。

瞧见余泽鸿率队成功突围后，他连忙对身旁的警卫和医护人员说：“别管我了，赶紧追上队伍！”

感受到警务人员的犹豫，徐策提高了声调：“听我的，立刻行动！”

警卫人员眼含泪水，将徐策轻轻放下，随后默默离开了现场。不久，国民党军队抵达，徐策不幸遭到了残酷杀害。他献出生命时，年仅33岁。

革命的行列里，传承着红军的不屈意志。

徐策离世后，余泽鸿指挥队伍转移到了扎西的簸箕坝进行休整，到了8月初，他们仔细分析了战斗失败的因素，并规划了接下来部队的行动方案。

之后，余泽鸿把刘复初所带领的游击支队调集过来，与纵队共同行动。

我们的游击队伍在乌蒙山腹地，即四川与云南交界的边界地带，进行了休整。休整期间，我们积极动员当地民众加入战斗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队伍力量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壮大。

战士们个个心中充满决心，他们誓要解放川南的劳苦大众，为徐策等英雄烈士讨回公道，同时也期待着周恩来同志的指令，因此，他们满怀激情地在川南地区奋勇作战。

到9月末为止，蒋介石已集结了来自四川和贵州的数万军队，打算将游击队一举彻底消灭。

战斗持续深入，滇军部队自长宁、江安区域挺进至川南地界。国民党大军步步紧逼，意图一举剿灭我们的游击队伍，并对当地民众实施镇压。

敌军人数众多，尽管余泽鸿的战术部署没有问题，但我们还是难以逃脱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追击，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伤亡。

经过长时间的连续激战，我们的队伍人员大幅减少，粮食和弹药也严重不足，这使得我们陷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。

12月初时，余泽鸿指挥我们的队伍克服种种艰难险阻，抵达了长宁贾家湾的山区地带。那时候，我们的队伍人数已经锐减到了仅仅100多人。

碰到这种情形，余泽鸿又一次踏上了台阶。

各位同志，现在咱们这儿有些同志觉得，碰到敌人围追堵截时，咱们该分散开来，瞅准机会再行动。可还有部分同志说，咱们人手本就不多，再散开就更不行了，最好是大伙儿一块儿上，之后再撤到山里继续斗争。对于这事儿，我挺想听听大家伙儿的看法。

在100多位成员的热烈讨论后，我们最终采纳了第一种方案来部署战斗计划。

余泽鸿把队伍一分为二，他亲自带领其中一支小队前往川南山区开展行动，而另一支小队，则在龙厚生的指挥下，奔赴云南扎西等地的山区，执行游击任务。

完成部署后，两队人马迅速启程。然而，龙厚生在带领队伍行进至兴文地区时，意外地与敌军的一个保安团遭遇了。

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极大，龙厚生的小队被迫分散。与此同时，余泽鸿的部队在12月中旬也遭遇了川军保安大队的包围，被困在了江安一带。经过一夜的顽强战斗，我们的游击队伍仅剩下了大约二十人。

余泽鸿并未气馁，继续领着大伙儿尝试突围。经过几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后，余泽鸿和队伍被困在了碗厂坡。

敌人数量不断攀升，包围的圈子日渐缩小，但余泽鸿始终不曾退缩，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依然在与敌人顽强斗争。

"再度围剿之下，那支历经波折的英雄队伍命运多舛"

余泽鸿英勇就义后，刘复初领着剩下的游击队员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。随着那些失散和隐蔽的游击队员逐渐找到刘复初并重新集结，我们的队伍上山进行了整编。

尽管面临重重困境，这支队伍仍旧为红军的撤退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到了1936年秋天，这支队伍又一次发展壮大，人数接近千人。

9月底，蒋介石麾下的军队因惊恐万分，再次集结了大量兵力，对那支队伍展开了第二轮围追堵截。

经过多次惨烈的交锋，我们的游击队损失惨重，人员大幅减少。由于刘复初身患重病不得不离队治疗，加上龙厚生在水田寨遭遇保安队袭击不幸牺牲，剩下的队员只好躲进深山老林，暗中蓄力，静候转机。

就算没有一分一毫的援助，就算组织已经遗忘了他们的存在，他们仍旧在山区里进行群众工作，期盼着周恩来同志的命令。

但他们未曾料到，那时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之路异常艰难。周恩来因身负多重职责，实在无法分身顾及这支队伍。

红军部队顺利转移之后，周恩来同志努力想要和这支游击纵队取得联系。

却发现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和这支游击纵队失去了联络。

周恩来认为那支部队可能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击溃得四分五裂，因此始终没有给他们发出撤退的指令。

当我们拿下西南之地时，那支英勇的队伍，衣衫褴褛地找到了人民解放军，至今仍盼着周恩来同志的一道指令。

当解放军战士们从游击队最后几位成员那里得知这些消息后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
一位解放军军官深情地感慨道：

只要党还在，我们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。只要党还在，斗争的脚步就不会停歇。游击队员们播下的革命火焰，既无法被扑灭也无法被打败，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勇士，你们的辉煌成就定会被历史铭记。

红军长征的历程里，革命勇士们为我们书写了无数动人的故事。长征精神，不仅体现在红军面对艰难险阻时的无畏勇气，还体现在那些协同红军长征的游击队员身上，他们英勇战斗，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同样令人敬仰。

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里，川滇黔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应运而生。面对革命的生死存亡，他们挺身而出，凭借少数兵力机敏地与敌人周旋，巧妙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，为主力红军的顺利转移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
不论是徐策、余泽鸿，亦或是这支队伍中的每一名战士，他们都是党和人民心中的英雄。这段不为人知的红色过往，同样值得人民铭记于心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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